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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路線”:民主形態

“群眾路線”:民主形態 一、“群眾路線”的民主邏輯  (一)民主:公民與群眾。從政治學的一般理論來看,民主與公民相生伴,公民身份確定了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一權利、義務關系由現代民主的理論、制度和程序所保障。然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的政治存在方式可以是西方意義上具有不可剝奪抽象自然權利的公民,也可以是20世紀初以來在中國論文聯盟社會革命運動中追求現實利益和最終解放的作為集體存在物的群眾。[1]正是群眾而非公民成為中國社會革命進程中民主價值的歸屬和民主運動的主體,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由此成為中國政治邏輯中民主的基本概括與本質。  “群眾路線”成為民主的中國邏輯和路徑,一方面契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對于“民主”的基本理解,“‘群眾路線’在這里勾畫得清清楚楚:黨必須到人民中間去發現他們的苦處、不滿和需要,然后由黨提出解決方案,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則,向他們做出說明。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概念,是真正符合中國傳統的一種民主,上層官吏只要真正把心放在當地人民利益上,自然可以按照他們的利益來管理他們。”[2]297另一方面,也符合馬克思主義在階級(及其先鋒隊)與群眾、“政治解放”與“社會解放”中對“民主”的基本定位。“群眾路線”式的民主是革命政黨與群眾之間領導與被領導、動員與服務關系的具體表述,也是其充分實現的保障,這樣的民主理想和實踐在滿足群眾對政治權利的初步理解和對現實利益的基本訴求的基礎上為黨更好地動員群眾服務,進而將由黨領導的、群眾運動式的民主與群眾的政治、社會解放緊密聯系起來。  當然,公民概念在中國共產黨的民主理論和實踐中早已有之,公民身份的發展和完善也毋庸置疑地成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但中國政治邏輯中的公民有其特殊內涵,這主要體現在公民是由階級、以及由階級引申出的群眾所決定的。由此,不僅公民身份和權利本身在中國政治中往往被階級化、群眾化和人民化,公民缺乏相對于政黨和國家的主體性與獨立性,革命政黨與階級、群眾和人民之間領導與被領導關系也附加在公民角色之上,“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3]367  不僅如此,在中國政治邏輯中,公民權利的內容及其實現方式有限,相對于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及解放目標,公民身份并不具有終極價值和意義,公民自下而上的主權也不構成國家和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對于毛澤東來說,自由和權利的問題,必須在某種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才給以考慮。如果把它們本身當做目的來追求,那就有可能導致與資產階級民主無顯著區別的制度。”[4]165  (二)作為民主的“群眾路線”。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努力既需要實現對社會的有效動員和領導,又必須契合和展現民主的時代精神,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黨與群眾之間領導與被領導、喚醒與被喚醒的關系就構成了民主的本質屬性,民主從根本上說是界定和權衡作為集體的黨與作為群體存在的群眾之間的關系問題,“長期以來我們缺乏這樣一種觀念——民主是選舉治理者的一種程序,而更多地將民主視為領導與群眾之間的一種交流工具(或一種工作方法)。在這一觀念中,民主與公民的個人權利關系不大,故而民主的程序保障就相對地變得無關緊要。”[5]在這一邏輯主導下,雖然民主也需要“選舉”和“授權”,但卻主要依靠“動員群眾”和“解放群眾”來踐行并完成,黨的領導地位與群眾的自覺自愿在民主理論和過程中實現了某種統一,“有些農民生平第一次開始思考自身——經常是遲疑地或勉強地——為自己本身的權利做政治和生活的行動者,而不是受他人驅使的被動的行為對象。黨的目標是一種受指導的但也是自愿的參與,黨稱之為‘民主’論文聯盟。”[6]746  由此,對社會革命現實而言,民主的價值和重要性在于其是黨動員群眾、汲取社會力量的有效方式,民主往往借助群眾運動的浪潮中展開。“‘民主’是一種動員現象,把農民帶入由黨所領導的組織中,讓農民在地方政治中代替精英來扮演真實的角色。所謂‘群眾路線’,強調的是與人民溝通的渠道,與人民交換想法。這種策略對黨之所以十分重要,乃是因為黨假定農民有共同的態度。黨并沒有在制度上為農民提供一個明確的范圍,來組成自治單位并表達其意見,而只是予以溝通渠道及向下的控制運動。群眾路線的邏輯將農民帶入政治范疇,卻沒有給予足夠的空間讓他們向黨提出自己的主張。”[7]203-204這一意義上的民主具有廣泛的參與性,然而這種參與性是建立在動員群眾,而非高度的制度化基礎上的,群眾運動式的政治參與既以獨特的方式賦予政治制度和實踐以合法性,又源自黨的發動并接受黨的控制。這一意義上的民主帶有顯著的源自階級分析的群眾解放特征以及源自歷史分期的階段性,民主最終實現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最終解放,由此,從少數人的管理到多數人自我管理的轉變就成為民主的理想愿景。  從“群眾路線”民主的形成背景和發展歷程出發,現實感受和既得利益較之于抽象權利更符合底層群眾對于民主的理解和訴求,“農民認識民主,不是民主名詞,而是解決他的切身利害。”[8]133由此,在民主過程中——尤其是表現為群眾運動的普遍性的選舉中——實現群眾心理上的揚眉吐氣和物質上的滿足就顯得尤為重要。抽象的民主權利相對于群眾的現實生活和生存訴求而言只是形式,而獲得具體的好處才是民主具體而真實的內容。“在我們邊區老百姓掌握了政權,這就是民主。我們邊區的民主,是有充實的具體內容的。這些具體內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有計劃的發展生產,組織變工隊,工廠合理化,發展合作社,提倡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人人都有事做、有飯吃,人人豐衣足食。這就說明邊區老百姓不僅得到了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而且得到了經濟上的物質果實,他們自己創造,自己享受,所以他們的勞動熱忱和積極性就更加高漲起來了。”[9]391-392  (三)“民主”與“集中”。“群眾路線”的民主是一種“民主集中制”,作為黨內民主形態的民主集中制體現的是黨內領導者與黨內群眾之間的關系;作為國家民主形態的民主集中制則是黨所領導的國家與作為國家主體的群眾之間關系的展現。  從“民主集中制”出發,民主是“民主”與“集中”的統一,這是“群眾路線”式民主的重要特征,即“民主”時刻是與“集中”一起出現的,不存在沒有集中的民主,也不存在沒有民主的集中,民主是為了更好地集中,民主和集中是相互增益的。“民主”與“集中”這種“統一”要求本身體現為——或者說“中國化”為“群眾路線”的辯證邏輯,“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這兩個東西有沒有矛盾呢?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統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這兩個帶著矛盾性的東西的統一。”[10]399  (四)民主:多樣的內容與形式。現代民主一方面實現并體現了其對于社會個體的普遍適用性,另一方面也主要作為政治民主而存在。馬克思主義從階級的視角出發,既肯定了現代民主政治平等與權利的價值,又指出其問題,即這種政治權利上的平等與經濟社會階級的不平等之間存在著深刻的沖突,這一沖突既構成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存在的基礎,又成為其深刻的內在矛盾。由此,將政治平等衍生至其他層面——尤其是經濟社會層面——便構成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對于民主的內在要求與目標。“群眾路線”作為民主的中國邏輯,有其獨特而多樣的內容與形式。從內容上看,“群眾路線”的民主不僅體現在政治層面,作為政治民主存在,而且貫穿于經濟、軍事、文化、黨務乃至國際關系的層面,“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11]256  從形式上看,“群眾路線”論文聯盟民主的實現方式并不限于代議民主的一般做法,而是依據特定的背景和目標而展現出獨特而豐富的“民主形式”。如新中國建立后的“大民主”被視為“群眾路線”新發展,在毛澤東看來,諸如“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等都是豐富而獨特的民主形式,“一九五七年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個最革命最生動最民主的群眾斗爭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革命的內容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形式。”[12]592“群眾路線”民主所體現出的多樣內容與形式,究其原因,一方面,將民主——尤其是其平等的原則和精神——由政治領域向其他層面擴展始終成為社會主義價值理念的內在訴求,成為其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超越理想;另一方面,“群眾路線”民主多樣的形式與內容源于中國社會革命和發展中群眾存在形式以及黨動員群眾方式的多樣化。  (五)“代表”與“選舉”:民主的展開。一是“代表”。現代民主是間接的代議民主,有代議就要有代表,作為動詞的“代表”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作為名詞的“代表”則是一種政治活動主體,“代表”本質上體現的是一種政治關系,即代表者和被代表者明確角色區分基礎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代表”本身是非常復雜的政治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邏輯中,對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間關系的認識和定位是不同的。“‘假如某人是個代表,就意指他是一個代理人’,這種說法,只能供給我們有限的知識,它并未透露這人如何受委任,具何身份,其行動是否受限制于指令,或其對某計畫的同意是否束縛了他的委任者。”[13]5也可以認為,不同的“代表”關系彰顯出特定民主政治的本質。  “群眾路線”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關系的辯證表達,它也是一種獨特的“代表”關系,領導者基于“群眾路線”成為被領導者的“代表”,中國民主政治形態中的“代表”源于并展現出“群眾路線”的基本邏輯,“在中國,代表是把群眾路線從有限的面對面的關系擴展到較大范圍的一種手段。因此,代表就要受到那些根據群眾路線行事的個人或群體所受到的同樣制約。只要代表們完全擁護這種制度以及在這種制度中黨的領導作用,他們的意見或利益就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得到代表的。”[4]177“群眾路線”所構建和衍生的“代表”關系本質上源于領導者與群眾之間的“喚醒”關系,“代表意味著代替一個不自覺的或沉睡的委托者(‘沉睡的大眾’或‘不覺悟的人民’),而不是在一個自覺的委托者的指示下發言。”[14]466無論是從二十世紀伊始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邏輯抑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來看,這一“代表”關系需要為現實的社會變革以及被代表者最終的覺醒與解放服務;較之于制度化的、具有制約性的民主程序以及被代表者的自覺,這一“代表”關系更強調作為代表者的精英的作用;此外,“代表”關系主要通過代表者對于作為被代表者的群眾的動員來實現和保障。  由此,從“群眾路線”邏輯出發,中國民主政治中的“代表”就不僅是作為被代表者的群眾的權利賦予對象,更是群眾的領袖、先進分子和領導者。深入群眾也意味著深入實際,中國民主政治中強調“代表”落實“群眾路線”,即強調其貼近現實,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當好人民代表,第一,要聯系群眾;第二,要善于把群眾正確的意見帶到上面來;第三,對明顯不正確的意見,要敢于堅持原則,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場上,去進行耐心解釋和說服。……黨要加強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的工作,通過人大代表,廣泛了解各方面群眾的要求,傾聽群眾的呼聲和批評。”[15]946  二是“選舉”。民主不只是選舉,但選舉卻是現代代議民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選舉實現了民主政治中權力的授予,通過選舉過程,人民也實現了其對政治的參與。對社會革命進程中的選舉而言,較之于權力授予的過程和價值,黨對群眾的有效動員顯得更為重要。由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實踐中,實行選舉當然是賦予政權合法性的必要方式,但選舉更為重要的目標在于發動群眾,即選舉是一種發動群眾的運動,選舉如果不能夠發動群眾,便是“為選舉而選舉”。選舉過程“和平”而“抽象”的“權力授予”邏輯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革命對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但通過選舉活動發動起來的群眾的力量才是執行社會革命、維系政權最重要的依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選舉作為群眾性的運動,黨的“群眾路線”便自然成為選舉運動的根本方針,以陜甘寧邊區1945年的選舉為例:“邊區政府訓令所指示的關于今年選舉運動的基本方針,是在繼續三三制政策的精神下,發揚民主,團結人民;放手發動群眾,檢查政府工作和人員;教育干部,整頓作風,改進工作,自由選舉,選舉好人;健全民主制度,加強地方自治;而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檢查政府工作和人員,尤是選舉工作好的主要關鍵。這個方針,是從人民大眾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又經過人民大眾的群眾路線。”[16]258-259“要能使群眾大膽地自己動手檢查政府的工作和人員,首先要干部能放手去啟發群眾,……打破‘怕民主’‘怕放手’的錯誤觀點……一心一意做到人民對政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干部對人民‘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另一方面,群眾還有許多不肯或不敢講的話,其主要的心理是怕‘不頂事’和‘怕惹人’……因此,要使工作檢查徹底,必須做到使群眾能‘有啥說啥’。”[16]259-260  “群眾路線”是發動群眾與領導群眾的統一,“群眾路線”的選舉方針亦既要放手發動群眾,又必須給予選舉運動必要的引導和控制,否則黨不僅失去對由選舉運動發動起來的群眾的必要領導,也使群眾性的選舉運動失去應有的價值。由此,從“群眾路線”出發,必須通過對選舉運動的必要控制和引導,將群眾引導至政治熱情的激發、政策的執行以及對政府工作的檢查等特定目標上去,進而使選舉運動收獲具體成效,“在開始發動群眾檢查工作時,不必限制于檢查某一種或某幾種工作,應該采取群眾‘有啥講啥’的原則,講出他們最關切的事物,這樣容易發動起來。但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后,則可看情形引導群眾比較集中地注意于當地最主要的問題上去;這樣,收效會更大。”[16]260-261  總之,“群眾路線”主導下的選舉是一種群眾性的運動,選舉本身的權力授予行為所帶來的政治合法化過程往往是附著在群眾運動的廣泛性及其有效性之上的,這樣的選舉既迎合了現代代議民主的一般要求,更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群眾的動員。通過選舉的群眾運動,黨所領導的政權獲得了應有的權威,黨獲得了現實的革命力量。  二、“群眾路線”與法制  法制簡單來說即法律和制度的統稱,法制是民主精神與原則的規范化、具體化,法律與制度相對于權力以及行使權力的個人而言更具穩定性,當契合現代民主精神和原則的法律與制度代替人的因素成為政治生活中最為根本性的論文聯盟取向時,便是法治。  革命是通過打破社會既有法律與制度而展開的,中國共產黨社會革命的成功源自其對群眾的有效動員,對于群眾運動的訴諸使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法制的重要性。從社會革命的現實來看,較之法制,群眾運動更為有效。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革命進程中建立的法律和制度,其形成和作用的凸顯也源于黨對群眾的有效領導和動員:“群眾運動是一種風暴式的革命運動,它主要是依靠群眾的直接行動,而不依靠法律。過去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都是依靠群眾運動,不是先有了法律才搞起來的。我們的法律是從群眾運動中產生的,例如土地改革法、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都是在群眾運動中總結了群眾斗爭的經驗才制定出來的。”[17]140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與法制往往是沖突的,忽略法制的程序性和規范性而訴諸群眾運動的能量是社會革命現實選擇,成功的革命需要打破既有社會的法制體系,也更需要構建其自身的法制。群眾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一種實現方式,但“群眾運動需要堅持適度原則,如果過分偏重群眾運動,就會喪失法制的作用,論文聯盟只是一種人治,人治的缺點在于不能形成穩定性的法律體系,隨意性很大,……因此,依靠群眾,但又不搞群眾運動,如何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18]“群眾路線”不僅表現為狂熱的群眾運動,從中國共產黨的民主理論和實踐中看,“群眾路線”的豐富內涵對于法制的建立、運作以及作用的發揮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不同社會中法律與制度的具體內容并沒有太大的差異,法制的差異性從根本上說體現在其形成的過程、展現的價值理念以及發揮效力的方式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就其法制層面而言,“黨—群眾”之間的“群眾路線”邏輯具有決定作用。由此,法制的構建可以看成是黨的意志與群眾意志的有效結合,即法制既體現黨的領導,又體現群眾的主體性,二者共同構成法制的價值來源和合法性基礎,如毛澤東如此論述1954年憲法草案的成功緣由:“這個憲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憲法采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這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領導和廣大積極分子相結合的方法。過去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這個方法。這次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就得到了比較好的、比較完全的憲法草案。”[3]126  由此,從理想上看,“群眾路線”所決定的黨領導群眾實現自我的解放便體現在基于“群眾路線”邏輯而確立的法制對于群眾的最終歸屬上,“我國的憲法是工人階級領導全國人民制定的,是廣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現。人民服從法律,就是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服從人民自己的意志。”[19]1269法制的合法性與價值來源中的“群眾路線”也體現在法制的具體確立過程中,即法制的形成既要領導機關自上而下對于多樣的、不斷變化的實際作調查研究,又必須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廣泛的參與和積極性,“……要制定法律,必須先有群眾性的探索、試驗,即社會實踐檢驗的階段。在這個基礎上,經過對各種典型、各種經驗的比較研究,全面權衡利弊,才能制定法律。這是立法的一般經驗,也可以說是規律。”[20]507  此外,就法制的執行和落實而言,基于“群眾路線”的邏輯,法律和制度應借由對于群眾的領導和動員,通過群眾的力量來實現,即變抽象的法制為群眾的行動,變法制的強制為群眾的自覺執行。因而,從“群眾路線”出發,法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應避免對于法制的訴諸使領導者忽視群眾的現實,陷入專注于法制的“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違反了“群眾路線”所要求的領導者應與群眾時刻保持緊密、現實和直接的聯系,是“官僚主義”的體現。如“自中央政府成立后,條文法令頒布很多,而各級蘇維埃不能根據各個蘇維埃的實際情況,不分新蘇區和老蘇區,不分赤色腹地和邊區,而只是一般的機械運用,如是弄成講法令講手續的形式主義……如繼續發展,由形式主義要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21]448-449  對群眾而言,革命的法制是外賦的,也是一時難以理解的,由此,推動群眾對于法制的認知較之于法制構建本身,同樣重要。沒有群眾的認可及其現實斗爭力量的支撐,法律和制度往往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文本和片面的強制之中,“蘇維埃的法令,如果沒有針對著廣大勞苦群眾切身利益的要求,如果沒有廣大群眾為爭取切身利益起來斗爭,則這個法令簡直等于廢紙。”[22]430因此,法制基于領導者與群眾之間的“群眾路線”邏輯形成,其執行也依靠“群眾路線”,即需要發揮領導者與群眾各自的積極性,實現二者的統一,“群眾解放自己和執行政府法令,二者是一致的,是相結合的,目的是為群眾的解放。片面的說群眾運動是執行法令的運動也是不妥當的,那不是法令為群眾服務的看法,而是頭腳倒置的看法。”[23]564  三、結語  民主是我們思考中國當前及未來政治、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中國民主問題的現狀與走向源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理念和實踐歷程,這其中,群眾和“群眾路線”因素不容忽略。現實來看,“群眾”向“公民”在價值理念、組織制度以及實論文聯盟踐行為層面全面而良性的轉變可以成為中國民主發展的重要動力,當然也是其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群眾路線”是中國民主未來發展一個可供開發的資源,漸進而有效的民主改革應從“群眾路線”的邏輯和歷史中尋求經驗與突破。  參考文獻:  [1]李華.“群眾”與“公民”:中西國家構建的比較分析”[J].浙江社會科學.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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