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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對中國民主發展的兩大貢獻

深圳對中國民主發展的兩大貢獻 今年8月是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回顧和紀念這30年。很多人談到了深圳在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方面的巨大貢獻。我今天另外開辟一個話題,講一講深圳在政治發展方面,也就是民主發展方面所作的兩大貢獻,這就是蛇口風波與財政公開。它們是論文聯盟時隔30年的兩件事,表明了深圳民問人士推動政治改革的勇氣和期盼。我想,這也是深圳特區作為“排頭兵”,推動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蛇口風波      1989年6月底,袁庚曾經托人帶話給我:要經得起風浪,保持鎮定,有什么難處請來找我。   為什么袁庚捎這些話給我?是因為我跟蛇口風波的關系。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青年與來自北京的3位青年教育專家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這就是著名的關于“淘金者”的辯論。后來媒體把這場辯論稱為“蛇口風波”。   專家在演講中說,來深圳的有兩種人,既有建設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有些人來深圳是為了賺錢,看上了這樣一個經濟非常活躍的地方,為了個人的利益到這里來,圖這里生活好,工資收入高。這個動機是不對的,特區不歡迎淘金者。   但是青年人發言說,希望老師不要講那么多空洞的詞。創業和淘金,在人身上是交織在一起的,不那么容易分清楚。我們到深圳來為什么不能賺錢?淘金者賺錢但沒有觸犯法律,而且也為深圳建設出了力。   雙方就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座談會第二天,專家們就點名把蛇口青年的話寫成內部材料,上報中央和有關單位,說蛇口青年在會上“突然發難”,有“明顯的錯誤言論”,“整個氣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敵對的”。   由于這場爭論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1988年6月,《人民日報》評論部派當時的實習生曾憲斌采訪此事,并于8月6日發表了他寫的《蛇口風波答問錄》一文。文中報道了當時蛇口領導人袁庚的話:“有兩點可以表態:一、既然不是到這里來傳經送道,就不能只允許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談,就大家都可以談。我們還是要提倡,不論是誰,不論什么流派,什么觀點,只要不反黨,不搞人身攻擊,都可以讓他們在這里發表,在這里交流。有一點要講清楚,我們不歡迎教師爺式的空洞說教,聽不得不同意見,甚至要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叫什么名字。這種作風連我這個老頭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會歡迎的。   “二、我非常贊賞這句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這是保衛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的神圣權利。所以,對那位被迫問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的青年人,我們一定要加以保護。即使他的發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許在蛇口發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的話。得到了改革者的歡呼。   8月8日,《人民日報》在第三版右上方開辟了“關于蛇口風波的議論”專欄,每天見報。報社主管評論部的副總編輯范榮康,指定我負責編輯這個專欄,要我每天從來稿中編輯兩篇觀點相左的文章,下班之前送他發稿,第二天見報。從8月8日到9月14日,這個專欄連續刊登一個多月,在全國引發巨大反響。很多大學天天廣播這些討論文章,各地一些報刊看到《人民日報》這樣做,也紛紛開始討論蛇口風波。   《人民日報》共收到1531件來稿,有266件支持青年教育專家,占全部來稿的17%。盡管如此,我們在專欄里發表討論文章的時候,是一對一,即一篇支持專家,一篇支持青年。這是照顧了專家。盡管如此,3位青年教育專家對《人民日報》仍然非常不滿,他們認為《人民日報》是傾向蛇口青年的,因此到處告《人民日報》。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一些支持專家的文章,多多少少還是逃不了空洞說教的毛病,難以服人。   后來,由于種種緣故,《人民日報》的專欄被迫停止。這之后,1989年3月,我在《文匯月刊》發表了4萬字的報告文學《蛇口風波始末》,并且編輯出版了《蛇口風波》一書,書中收入110篇文章。這些文章是從1531篇來稿中選出來的,也算是這場討論的結果。   1989年下半年,北京有一些人公開發表文章,批評《人民日報》的蛇口風波討論,并且指責蛇口青年。《人民日報》的處境十分困難,我自然也受到很大壓力,袁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派人給我捎了那些話。   多年以來,我一直想,蛇口風波在改革開放的精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蘊含了未來中國發展的重大主題和基本線索。遺憾的是,我們對這場辯論蘊含的深刻的歷史要素,一直未能進行充分的思考與解讀。當時以及后來一段時期的輿論,對于辯論雙方是這樣評價的:一方思想陳腐,空洞說教,另一方求真務實,自主創新。這個評價當然沒有錯,可是沒有看到爭論背后更為深遠的要求和走向。      個人權利的擴展    論文聯盟  蛇口青年敢于表達自己的觀點,敢于在青年教育專家面前據理力爭,震動了全國。我還記得當時聽到蛇口青年敢于與教育專家爭辯之后,北京一些人驚訝的神態。為什么震動?這是因為,在青年教育專家面前,潛規則是你只能服從,只能唯唯諾諾,不能反駁。即使提問題,也不能提出實質性的不同意見。就像當年蛇口區團委副書記謝鴻所說:“3位老師的有些觀念與蛇口人實在想不到一塊,沒想到幾位老師把問題看得那么嚴重。這幾位老師可能在內地總是聽到掌聲、歡呼聲,不習慣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   這不能不使我們想到,我們中國的文明,中國的軟實力,存在一個不足,就是長期以來缺乏以人為本、獨立思考、堅持真理、自由平等、民主寬容的健全個人,以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法律條款。   儒家經典《禮記》說,登上一個小山坡之后,老一輩的人眼睛看哪個方向,年輕人的眼睛也必須看哪個方向,不能看別處。老一輩問你話,你才能開口,否則不能說話。年輕人回答問話,也必須簡練,問什么答什么,不能擅自多說。   在這樣一種禮的約束之下,年輕人怎么能發展自己的個人權利呢?青年教育專家作報告,要的是不是這樣一種秩序呢?皇權專制社會是“人分九等”,每個人都有嚴格的尊卑劃分,從根本上壓抑了個人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發展的空間。前些年還流行“螺絲釘說”、“磚塊說”,現在不大說了。這也是與幾千年的傳統息息相關的。總之。個人無足輕重,國家和集體才是一切。在這種思維定勢下,集體規定個人,決定個人;個人受制于集體,從屬于集體。這雖然維護了集體的權威,卻忽視了個人權利。   其實,壓制和無視個人的集體,是異化的集體,是馬克思所說的“虛幻的集體”。這種虛幻的集體抹殺個人權益,必須打破,個人不能淹沒在國家和集體中,個人要自由發展。   學者張耀杰說:“任何集體都不應該以諸如愛國家、愛黨派、愛企業、愛集體等理由,去侵犯剝奪個人權利。”他還引用了梁漱溟在“五四”運動中批評學生火燒趙家樓的暴力行為的言論:“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縱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決不能說我們所做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發達國家最核心的一個東西,就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自由。在發達國家當中,獨立自主的個人占據著重要位置。我們中國的傳統里邊,沒有這個東論文聯盟西。   前武漢大學校長、教育家劉道玉說,2009年,教育進展國際評估全球2l國青少年,中國青少年想象力排名全球倒數第一,創造力排名倒數第五。這是怎么造成的呢?劉道玉認為,青少年的個性被傳統教育扼殺了。錢學森臨終前也擔憂說,我們中國的高校培養不出第一流的人才。   與此相關的是,全球名牌前50名,沒有一個中國創造的。剛逝世的科學家錢偉長臨終說,擔憂中國的假冒偽劣為什么這樣多,為什么這樣多?沒有創造力。   現在有人主張,中國不必學習西方的經驗,不必強調個人權利,而要從儒家的傳統里邊尋找實現現代化的資源,應該以自己的儒家特色,邁入現代世界。這樣做行不行呢?蛇口青年用自己的行動回答了這個問題。雖然他們當時受到巨大壓力,但他們的行動也鼓舞了無數青年人。      私人財產權利的擴展      傳統中國在微觀層面上,比如開一個飯館旅店什么的,有私人經濟活動,也有私人財產權。但是在宏觀層面上,也就是說,在國家層面上,就不行了,私人財產權利體系無法形成。英國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中國根本行不通。主要是三條。一是皇室征收賦稅,攤派徭役,從未得到納稅人同意,更不用說監督這些錢的用途了。二是皇帝或政府對私人財產任意侵奪,比如明朝初年朱元璋對江南首富沈萬三家產的剝奪。這樣的事,歷朝歷代都有,既可以充實皇室財富,又能除掉潛在威脅。三是各級官吏敲詐勒索,巧取豪奪,數不勝數,無日無之。所以我們說,在宏觀層面,中國的私人財產權利沒有保障。   新中國成立以來,對私人財產權利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2004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確立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條款。同時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的條款。但在歷史上,屢屢發生妖魔化私人財產權,不尊重私人財產權的狀況。比如,強制性的公私合營,以及后來的人民公社、大躍進,就存在很多剝奪私人財產的問題。   就這樣,中國才慢慢地走到了立法保護私人財產的今天。但是,目前這方面的問題還很多。私人財產權利的爭取和保障,也遠不止于蛇口青年發言涉及的范圍,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經濟學家張曙光說:我國的個人財產權利體系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各地廣泛存在的“三亂”收費,就是對私人財產權利的侵奪。這類問題在交通運輸業、房地產行業、醫療衛生界、教育界等都十分嚴重。1993年建成的首都機場高速公路總投資11.65億元,貸款7.65億元。到2009年,收費已達60億元,還要一直收到2022年。這個財政制度不合理,也包含著腐敗。從這里再看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與財政支出,問題就更多了,這是與我們的私人財產權利密切相關的事情。   我國私營經濟在許多領域受到擠壓,是眾所周知的事。在全社會80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72種,允許外資進入的62種,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41種。這不是剝奪民眾的掙錢機會嗎?民辦大學在招生、用地、融資、評職稱等等方面,能夠跟公立學校平起平坐嗎?國務院在2005年頒布“非公經濟36條”之后,受到國有利益集團抵制,貫徹不下去,不得不在今年又來一個36條。私營業主認為,他們碰到了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   最近有學者撰文說,我國的證書經濟,即名目繁多成千累萬的由政府頒發的資質證書,每年經濟規模至少上千億元,實際上是權力介入市場,并成為政府牟利的手段,傷害了私人財產權利。從證書再擴大一點來看,至今發改委還在《行政許可法》之外設立大量審批事項,發改委的審批直接決定著你能否獲得貸款和土地,所以成了民營經濟的高門檻。   還有,各級政府與民爭利的事層出不窮,土地財政的弊端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多少老百姓的住房,多少農民的耕地,因此受到侵害,看得我們眼睛都累了。最大的問題是,多年來,政府財政收入節節高,但是社會保障進展極慢。有學者計算,仿效陜西神木縣方式,在全國實行有效醫療保障,需4000億論文聯盟元,有關方面表示拿不出來。但是全國公車、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一年就要花費9000億元。這么大的政府開銷,是不是對私人財產權利的侵害呢?      市場權利的擴展      蛇口青年在發言中呼喚擴展市場權利,在80年代的時候就明確提出全球化,贊成全球市場,剔除市場解決問題的途徑,這是很可貴的。今天我們仍然存在著市場權利的擴展問題。   張維迎最近說,如果為了普通勞工的利益,最好是允許企業自由競爭。北京保姆幾年前的工資只有800塊錢,現在漲到2000塊,有哪一個政府部門為她們說過話?沒有,這就是市場,應該相信市場的力量。我們國家收入差距大在什么地方?就是獲取特高收入這些人,好多不合理。他們有特權,控制了某一種資源,控制了行政許可,那他就能暴富,如果把這些反市場的東西取消了,資源都是公開拍賣,拍賣的錢歸財政,亂七八糟的許可給他廢除了,差距會縮小。   吳敬璉最近說,如果強勢政府強勢到主導經濟資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場經濟,而是權貴資本主義了。很多地方,主要的資源,比如土地資源,金融資源。是由政府控制的。這種形態,就不能說是市場經濟。這是市場權利和政府權力的博弈。中國的問題是政府權力太大,介入市場太深,宏觀調控實際上是加強了審批制度,變成了微觀干預,這就進一步擴大了政府權力,擴大了尋租的基礎,引起腐敗和貧富差距的擴大。比如,征用農村土地的價值,或者說農民損失的價值,也就是政府能夠拿到的價值,是35萬億元。這么大規模的財富被政府控制,可見尋租空間有多么大,不良的官員因此前赴后繼。我們的貧富差距,基尼系數是0.5左右,居世界前列。但是,現在的危險是,有些人不覺得政府權力過大造成了市場的萎縮,反而認為政府還管得不夠,希望用繼續擴大政府權力的辦法解決問題,這樣就出現了國進民退的問題,路徑依賴就到了一個死胡同里。所以,我們要重新界定政府職能,保護市場權利,我們一定要過這個關。財政公開   政府預算是一件國家治理的大事,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問題。因為政府行為歸根到底,是要落實在花錢上。有很多人認為民主政治就是選舉,這只是說對了一部分。民主政治另一個重要內容是預算民主,財政公開。因為你選出來的人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新左派王紹光說,選舉就像賭博,有可能押錯了寶。這雖然是矮化民主政治的言論,卻也有幾分道理。那么怎么辦?就是想辦法在花錢上控制政府。有學者說,一個沒有預算或者不公開預算的政府,是看不見的政府,而一個看不見的政府,不可能是負責的政府。這話就很精辟。 論文聯盟  政府的問題在哪里?我們應該承認,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偏好,政府的制度、規則方面也存在不少漏洞。比如政府采購,應該委托與政府無關的第三方進行,可是現實中并不是這樣。又比如,我們經常看到,某個政府機構的負責人是某地人,政府大樓的興建與裝修,常常就是政府負責人所在家鄉的建筑施工隊伍。前些天,媒介報道說,某地政府采購電腦的出價,比市場同類電腦的價格高出兩倍。   這些例子還都是小事。大的呢?比如搞“文化大革命”要支出多少錢?老百姓同意這樣花大筆錢干這個事嗎?葉劍英在“文革”剛結束的時候說,“文革”花了8000億元。上世紀60年代的8000億。至少等于今天的8萬億元。那時候賣一塊錢的一本書。今天要賣到30塊。當時米和面都是一毛多一斤,現在呢?要兩塊到三塊一斤。花了8萬億,用來貼大字報、免費串聯、印紅衛兵小報、搞武斗。當時要是用這筆錢修高速公路、修地鐵、建保障房多好!   如此說來,老百姓關心政府的財政支出,是理所當然的。前年,沈陽就有一位大膽的律師,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沈陽市政府60個部門公布財政支出狀況,但政府以“保密”和“敏感”為由,斷然拒絕。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拒絕了公民對財政預算公開的要求。   這是預料中的事。這件事的艱難,不下于一場革命,然而,令人驚喜的是,這極為艱難的改革攻堅,在廣東突破了。   我們應該感謝深圳一家公司的總經理,48歲的吳君亮先生。他是一位美國海歸。不知道他是不是進入了中組部的海歸人才“千人計劃”,我推薦他。他和他的同事們自2008年5月起,就依據當月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查看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5月27日,他獲準查閱深圳市政府2008年度預算草案。同年10月,衛生部向他們公布了本部門預算。這兩件事,都是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2010年4月起,國土資源部、財政部、科技部、住建部等先后在網站公布了本部門預算。全國人大說,在未來兩三年內,要實現中央部門預算全部公開。對比以前把預算稱為國家機密的做法,這的確是一項重大改革措施。這就是深圳對中國民主發展的貢獻。   另一方面,有些人對財政公開很不習慣,嚴重點說,財政公開對一些人造成了威脅。比如被稱為“全裸”鄉政府的四川巴中市巴州區白廟鄉政府,2010年1月公布了財政開支明細,記錄了每分錢公務花費,其中招待上級官員費用占總開支的65%。這一來,引起全國注意,3天時間30萬網友熱議此事。據媒體報道說,從此之后上級部門的人不來了,鄉里的一些問題也難以解決了,“全裸”鄉政府被晾在了一邊。這是對財政公開的一種擔心呢,還是報復?誰也說不清。但我們從這件事情里,可以看出財政公開的威力實在是大得很。所以我們還是要求盡力推動財政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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